城中失语
改版后的院报约稿，但最近的创作确实不太适合放到报纸上，于是心里便很忐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编辑说，就你那组黑白的《失语城》吧，末了还特别叮嘱要配上文字。
由此才唤醒我重新阐释《失语城》的想法。与04年《影像探险》展览不同（曾发表在院报创刊号），失语城是典型的主题型创作，也是我进入主题创作阶段后实施的首个系列，颇有些纪念意义，作为一个长期主题，这个系列现在还在继续推进。
时隔展览半年后，当我在网上搜索我遗失的文稿时，却无意间在别人的网页上发现了这一段文字，原文如下：
“记得在平遥的时候我们对面展区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同学展的一组照片＜失语城＞，印象深刻．他将所有的文字符号在一组有关城市的照片里都做掉了．感觉很突兀以及恐慌以及失措，被单调的城市，被抽空后的愚钝，繁华喧闹的沉寂，匆忙的行人如游走于死亡沙漠．”
读者看到的不是我所拍摄的“城市”，而是看到了图像中讲述的内容。这个城市是哪里？拍摄时间、镜头、快门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图像的表述和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个难得的记忆。时光流转，在影像快餐化的今天还能被陌生的读者记起和引用，我难以掩饰这被“记得”的快乐。
事实上，黑白并显得“粗线条”的失语城在大众面前并不讨好，甚至与我一贯的风格背离，但我在担忧自己，如果继续进行浮华的创作，那么自己的作品除了满足视觉愉悦之外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我想，今天的摄影需要更多的内蕴，更多的思考，方能让合适的人驻足观看并有所感悟，而不是一看便知的大路货，在数字相机泛滥的今天，借用“要人”的话来说，那也许Too simple了。
即将毕业，胆子也大了许多，关于Too simple就想多说几句给师弟师妹们听。起因是这样的，外国老师来搞Workshop主题创作，问一问大家摄影方向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答纪实，吓了我一跳。纪实是摄影的本质，这就像问你从事什么摄影类型，答从事摄影一样等于没说。后来一想，或许大家都在搞“真”的纪实摄影（文献摄影）吧，那可是非常容易Too simple的东西。于是就想借副刊的宝地来谈谈，至于对或不对，因为还没毕业，就当“童”言无忌了。
应该说，相比摄影体系的庞杂，狭义的纪实（Documentary）只是一种形式，并且这条道路在今天被“唯题材论”的枷锁越套越牢，正在钻牛角尖。许多唯题材论是体力活，实在有些Too simple了。且不说艾滋病、农民工这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常见题材，单在民俗方面，我们的摄影人开始翻遍那些乡间的线索，去给那些行将就木的风俗照相，以博国际友人灿然一笑，随手给些差旅费——虽说这并非完全不好，但在技术日益“傻瓜”的今天，这种机械流程式的工作是否真的需要经过数年严格训练的摄影师来完成呢？如果有需要，送给老乡一个照相机，我想是更好的选择。
作为艺术高校培养的摄影工作者，我们是否该将镜头对准我们所处的主流社会去思考，譬如社会的转型、城市的崛起、社会分化、自我认同、对世界的哲学质询、现代人心理疾病，这些全世界都在探讨的影像主题我们不应该缺席。那种只把镜头对准自己后院土坷垃和文化糟粕，田忌赛马式的避免和西方摄影师碰撞，这种发展中并且第三世界国家的思路未免也显得过于功利和太不自信了。何为“先进”的文化，我个人的理解是，要有文化，要创新，少做些Too simple的事情，还要敢于失败。
04年我的展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事物真是如镜头所见那般吗？”我想肯定不是，人不是照相机，人有思考、有情感，我们不可能忽略心中的真实。今天这句话依然有效，也许我的一生都是在跟这句话较劲。摄影本身是一种广义的纪实，所拍即所得，如何表现出那些隐藏在表象后不可见的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道占40分的大题。
1980年后摄影迅速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媒介，而作为摄影专业的学生，该如何从摄影的老模式中转变观念，直面对这种定位的差异，又或者该如何应对非摄影专业群体的涌入，乃至摄影是不是非得是风光、纪实或新闻，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深刻的概念表述体系去影响社会文明。这些问题在我们学生心中，也到了思考的时候了。
一篇小文章，斗胆发表在院报上，更多的希望是抛砖引玉，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们能看到我的思考和焦虑，想想摄影定式外的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