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大卫林奇 2005.7.11

我最近在摄影上进入了很矛盾的空间,我在“成为”张艺谋或者大卫林奇的选择前犹豫不决。什么是技术后的摄影,摄影的未来空间在哪里?这些问题困扰着我,引我陷入困境。但我今天似乎准备做一个决定,所以我放下手头累积的工作,即使有些是天亮就要完成的,也要空出十几二十分钟,写下我这个短暂的决定。

使用数字十年了,我已经开始渐渐厌倦了那些美化的、规则的、技巧的调节和限定;也更厌倦了对一种公有视觉讨好的任何举动。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些问题,为什么反差就必须在一个范围呢,为什么色彩必须是舒适的,为什么颗粒就必须是fine的?为什么粗颗粒就必须也是fine的?为什么我们的摄影就必须在一种单线程的思维模式下行进呢?我们的视觉潜力难道限于出生以来的所谓人生经验而非精神经验呢?

天并非总是蓝色,而我们怎么来描述这种蓝色。实际上我们不可以。我们没有蓝色,蓝色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如果还可以称其为物质的话)。我们对它的认识来源于一种系统,一种我们遵循的系统,当我在生活中寻找蓝色时(这真象是一个玩笑),我们找到蓝色的天空,蓝色的盒子,蓝色的车还有蓝色的海洋。鲁钝的我们也给蓝色做了许多标记:蔚蓝、天蓝、海蓝、湖蓝、深蓝、钴蓝。但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蓝色,我们得到蓝色的天空、海洋、盒子甚至蓝色的人,唯独得不到蓝色。但蓝色是一种物质,一种光波对视觉的冲击,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不可能有蓝色,那么此处所说的蓝色便会成为一种孤独的事物。

实际上,我们得到的视觉,恰恰是物质世界和精神本我世界的混合。因为世界由光和色构成。如果没有了光也就没有色,也就没有物质的形状和可见性。也就没有我们所说的光和色、物体的形状。

我们所见的一切是私人的,我们看见的事物无人可见,因为在物质世界和物质的视觉中间,混入了另外一种东西,人的存在。

摄影机械和世界的碰触中,人的存在被有意的消隐了。

但人们总是会在一个瞬间的控制,一个空间、位置、角度的选择上呈现出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实际在生成影像的过程中,人是一个主宰者。他的目的是传递一个影像。

但为什么要传递呢?摄影之初,我们为了记录而传递,但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质疑摄影的意义。公有化的视觉正在侵袭,摄影在膨胀自身的同时不断的劣化和扩大试图影响的群体,如果试图让动物园的动物都得到美感的话,那么这种美感是极度脆弱,极度公共厕所化和没有进步意义的。

我还需要再想想几种艺术形式的特征,或多或少,它们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与小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矛盾问题。

音乐是一种直接传递的过程,在音源和听觉之间,只有物质的空气波动。这种是高级的传递,但它的信息是最抽象的。文字脱离了物质世界,依托一种限定范围的符号和构成形式而生存。直接在精神世界游走,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但可以描述清晰的信息(在限定符号系统内)。美术是类似文字的物质方式,它也更多的依托精神世界。依托物质世界的多少成为艺术的一个指标,乃至物质的建筑,都是一种来源于精神的创造。

传递精神和传递物质假想?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音乐中,录取昆虫的鸣叫和创作动人的乐章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我们延伸这个概念的话,以这种思路去思考摄影的话,我们必然要面对摄影表达上的尴尬。摄影天然戴着物质世界的枷锁,人的介入变得异常困难。

但总是有可能的。

摄影是私有视觉公有化的过程。

整篇文章至此到达一个高潮,我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来源于以下内容。

巴黎申奥的失败以及吕克贝松华丽的,据传张艺谋式的申奥片给了我一个联想。我们现在对大气氛、大美感、大场面的那些大视觉的界定和要求是否已经完善,所谓完美的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审美是否正在遭遇世界堕落的侵蚀,人的性灵空间难道缺乏再次的张力?

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卫林奇,那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2005.7.10 未改动)